返　城

年复一年，我已经在农村过了三个多春秋。就在第四年的下半年，下放人员返城的传言，日盛一日，我也只是半信半疑；但有些人已经不常出工，三天两头到市里和原单位去跑关系，我则岿然不动。因为当四年前离开校园时，我确是没想今生重返校园，除非学校再调我回校，我绝不再踏进校门，而且四年的乡居生活已让我有一种恬静之感，甚至耽心回去是否仍被视作另册人而遭歧视，所以没有任何举动而持一种以静制动的态度。但是传言终于成为事实。就在我四年前到村的那一天中午，高音喇叭传唤我到大队部去，这是我乡居生活中我的名字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通过音波飘向四方，音调比在校园那几年经常听到的勒令声要柔和得多。到了大队部，一位姓赵的支委告诉我，公社通知我去办返城手续，这是意料之中的意外，是命运摆布的急转弯，是默默企盼的一天。我感谢善良的人们四年来给予的宽容和理解。感谢真正懂得人间情意的憨厚农民。我得到人生历程中难以得到的乡居生活，享受了恬静，开阔了胸襟，消除了怨恨，细雨的浸润远胜于狂风的摧折。四年虽然不长，但也不短。我不会辜负这四年乡居生活的熏陶，我会勇敢地迎接动乱震波尚未完全停息下来的未来。我总有这样一种理念，不管暴风，还是骤雨，生活终将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我去公社办手续，公社干部给我看了调令的内容，并开了一张便条，盖了公社的大印，打发我去派出所办户口转移。我双手奉上五盒事先准备好的牡丹烟，表示感谢。经办人既不推辞，也不接受，让牡丹烟冷冷地躺在办公桌的角上，经办人的面部毫无表情，像不成熟的雕塑家所塑造的面型那样。罩着一层薄薄的寒霜，真给人一种廉洁奉公的感受。我茫然不知这是对还是错，赶快拿着条子，逃离公社办公室去派出所。所长是个粗壮的山东大汉。看我一进门，就冲对座的年轻民警说：“又来个下放办手续的”。我把公社条子和户口本递上的同时，把一条牡丹烟的另一半五盒送给所长。他很豪爽立即拆开分给周围的同事抽“喜烟”，又回头笑着对我说：“受了几年累，吃了几年苦，回城舒展舒展吧！”我唯唯称是，怕多说话走板。只见年轻民警在户口本的右角盖上个小长方戳就算办完手续。我接过来仔细一看，小方戮上只有“农转非”三个字，原来我在四年前已像发配的罪犯那样，削去了城市户口。四年的磨练才换回“农转非”三字，唉！可再想想，这种不通知本人的“暗改”，也许是经办人怕加重这些人的思想负担的好心善意！不管如何，总算又改回来啦。我又到粮油站转了粮油关系，满心喜悦地回村，整理行装，准备“凯旋”。

乡亲们闻讯纷来话别，情意绵绵，恋恋不舍。他们分别送来小米、绿豆、山芋、花生、手编的篮子、秫秸秆穿的盖板，等等，聚了一大堆。一个一向善于辞令的知识分子竟然寻找不到恰当的辞汇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好像只认识和会说“谢谢”二字似的。

隔了三天，学校派了一辆卡车把我们全家和箱笼家具都拉回学校，安置在农场由牲口棚临时改建的简易房里。我被分配到《曹操诸葛亮选集》注释小组做查书、核对资料的工作，为评法批儒效力，将功补过。周围的气氛仍然冷冷的，人们相见虽然不再怒目相视和扭过头去，但依然木木地看不出任何喜怒哀乐的表情，至多浅浅地点头，微微有点立刻收敛的笑意。很熟的朋友或能立谈数语，多是对我被下放的羡慕，因为在校的“牛友”们几年来不时会被拉去做反面教员，时时心悸。人为的强震余波尚未彻底停息，曾经大幅度掀动过的板块也远远没有摆平。一切都在等待！